加大开放并保留话语权

“特殊管理股制度是为了强化国有股的权限，但推行这一制度，意味着在股权结构上有更多的空间让给非国有资本。”《经济日报》新闻研究部副主任曹鹏表示，推行这个制度，报社甚至可以让非国有资本占比总体超过50%，但又要保证国有资本的话语权。“这是非常重大的变革，是有保留的开放，以前传媒业的这扇大门是关着的，现在它保留了关门的权利，但已经把门打开了。这样操作的话，正常经营管理的空间就增大了。”

虽然把门打开了，但曹鹏仍然强调，在传媒企业，“创始人股东”都是指国家，“这个制度暗含的言外之意，是国企不见得由国有控股占绝对控股比例，国有股不见得是控股方，可以是一个相对控股概念，比如国有股占20%，其他大股东占15%，但国有股仍然是最大股东，最终仍有决策权和否决权”。庞承对此也有着相同的观点，认为推出特殊管理股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是，有关部门考虑到传媒企业转制之后，要让其更吻合现代企业制度，既能通过市场规则运作，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杠杆，同时又能保持对它的控制力。庞承将这个制度称之为“松绑之前先把制度安排落实”。

在今后的实际操作中，特殊管理股制度对传媒企业又将带来哪些变化?宋建武举了一个媒体集团拟借壳上市的例子。“按照原拟方案，该集团的全部经营性资产装进上市公司之后，只拥有51%的控股权，由于国家规定必须要有51%以上的控股权，这就导致该集团借壳上市后完全没有能够出让的股份，这对其整个资本运营和企业资产的形态转变都是不利的。如果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，它就可以引用这个制度降低自己拥有的股权比例，用相对较少的股份就可以控制上市公司、融进更多资本，有利于其资产形态的转换。”

管理可能出现全新模式

对于特殊管理股制度可能对传媒行业带来的影响，曹鹏直言这是一个改革的信号。庞承则预测，特殊管理股制度具体实施后，首先，国家对传统媒体的管理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模式，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的一些政策、市场屏障也更容易突破;其次，新管理模式的出现可能会让一些传统管理模式逐渐“淡出”;此外，国家肯定会着重扶持一批大型国有传媒企业，将一些政策资源向他们集中，让其在市场上通过资本运作进行兼并、渗透，利用资本纽带壮大主流传媒阵地，并用特殊管理股制度来保证对被兼并传媒类企业的导向管理。

可以看到，虽然特殊管理股制度目前还只是一个概念，但行业中不少人已经对此寄予厚望